《紅豆》- 城市生活的觀照點
【評論】顢頇

《紅豆》是文藝性月刊,是澳門文學史上重要的史料,是澳門當時唯一油印的文藝雜誌。據資料所載,第一期的出版時間為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標有“青年文藝月刊,由紅豆出版社出版”。《紅豆》的出現,可說突破了由報紙副刊和非文藝刊物主宰發表的主潮,其出現既吸引了相當一部分有實力的作者進行創作,同時為當時青少年的文學成長埋下了寶貴的寫作種子。

在《紅豆》創辦和發展上最為積極投入的,應算尉子和許錫英,由於他們有編輯《學聯報》和《澳門學生》的經驗,故對出版事宜比較熟悉,質素亦相對有保證。此外,據東山所述:“參與者還有李自如、李來勝、張金浪、李艷芳、陳渭泉、何汝豪、韋漢強和陳炳泉等,內裡既有教師,亦有工友。”(《澳門筆匯》第七期)

《紅豆》通過創造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反映了社會的生活狀況,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生活。由刊行開始,便供本地學校和社團免費取閱,最初為十六開本,後來改為八開本,內容則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短劇、專題特寫、藝術介紹、漫畫等。後來由於許錫英身故,部分成員亦離開了澳門,《紅豆》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停刊,期間共出版了十四期。

《紅豆》作為六十年代的新文學雜誌,是一次重要的文學意識的集結,與三十至五十年代由“植入”文學所組織的時代主題性的活動有所不同,從文化意義來說,《紅豆》代表著澳門出現了一批關心本土文學創作的文化人,他們對澳門有切身的、豐富的體驗,題材上有所開拓亦漸見多變。

《紅豆》是文學發展的必然節點,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澳門文學已逐漸走向本土的穩定發展之路,無論是世界,抑或國家,甚至是鄰近地區的發展態勢,都開始促使文學的主題抽離於戰爭及革命的描寫。在新主旋律未構建完成之際,形成了多元的探索。

2017.1.11

澳門由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面臨著逐步的文化抽空,而作者的流動亦令文學的版圖重新洗牌,在經歷模式上與香港一致,但因政治經濟及地緣取態的不同,兩地形成了迥異的發展道路。簡單的說,澳門文學在一元環境下較為靜態地發展著,它既沒有成為平台,在世界經濟角力擔當重要角色,亦沒有在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下走出新的發展步調,在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下,沒有太大和超前的變革,澳門作者花了更大的精力去關注自身的城市。而一些過去常見的心繫故國,悲秋傷春的作品已不多見。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的前半段較多人選擇回祖國建設,諸如八十年代的“老荔枝樹挑起發青的月芽兒╱石板路在幽深的小巷裡折斷╱沒有窗戶的土牆透出洞簫聲╱盲眼的老樂師又思念亡妻了”(高戈〈夢鄉〉)和“縱使憑光速一躍千年╱歷史都在檔案裡發霉╱草堆街 一摺存放於╱古老祠堂的封塵家譜╱借一脈血緣涉足其間╱都得為鄉愁解剖”(陶里〈草堆街〉)那種對故鄉的思念和愁緒也不多見。而在《紅豆》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城市生活描寫,且不再是純粹的中國式表述或過客式獵奇,總算有些許澳門的城市色彩。

在《紅豆》中,不難發現關注澳門本土現實、底層民生的作品,這些對本土族群的人文關懷,表現了當年澳門作者體恤性的人道主義精神,雖然其技巧有待商榷和提高,但這些作品卻是《紅豆》最寶貴的部分。因為在五、六十年代或之前,真正抒寫澳門的作品著實不多,不少作品是以澳門這特殊地域作思想投影,來反映出自身的文化和鄉愁,而澳門真實的城巿形象則十分模糊,但《紅豆》卻恰恰為我們補充了這一方面的失落環節,如以下這些作品:

世間無如食糖難
糖價一日漲幾番
窮人早曉甜味貴
終日嘗盡是苦鹹

——橫眉〈糖價暴漲〉

在深夜的行人道上
我看見你——
孩子,
你緊擁著“擦鞋箱”,
把一天的勞累,
都帶進了夢裡

是飢餓難捱嗎?
還是心靈的創痛煎熬著你?
……
孩子,你是否從夢裡獲得了溫飽?

——漢儀〈街童〉(節錄)

一根線,
帶著一絲愁緒,
一顆珠,
含著一點憂慮
七彩紛繽的珠帶兒啊,
你蘊藏了穿珠人多少的苦惱!

……
穿珠的人啊!
他生命的彩色,
已經日漸消失在珠帶裡,
他穿成了千萬條美麗的珠帶兒啊,
卻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穿織得合理。

——漫君〈穿珠女〉(節錄)

“鮮蝦餃、山竹牛肉……”
不停叫、不停走……
上樓下樓,
捧著點心循環地走。

……
下欄只佔四分一,
工資四十——相當男工零頭。

……
小姑娘勞碌地走,
走到何時休?

——鐵夫〈賣點心的小姑娘〉(節錄)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昔日澳門的風情畫面和城市人的生活百態,當然,所謂的“澳門本土”可從這些作品中領略,其取點與視角可說傾向從人物出發,去構建作者自身的經驗和感受。但仍可從側面看到昔日城市化的發展,亦同時能理解和消化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所遭受的陣痛。

如〈糖價暴漲〉可以看出單一物種的價格對民生影響非常巨大,而〈街童〉則反映了城市巨大的飛躍發展,需要廉價勞動力來支持,其出現既反映了城市環境的艱難,同時反映了一些特定工種需要由童工來填充,這與現代發展中的城市相近。澳門始終是一個小城,六十年代工業未曾起飛,故沒有出現大量童工工廠的情況,反而以一些個體戶及流動式的經營為主。

除了小童之外,老人亦不能逃離發展城市中的規律,但由於體力衰退,一般只能從事寫信或拾荒之類低下層的工作,但微薄的收入,以及城市醫療保障的未完善,他們只能“終於在信箋面前倒下了,痼疾把他折磨至死”。那女性呢?筆者列舉了“穿珠”及“賣點心”兩項職業,尤其是後者,我們首先可以看到茶樓中已消失的叫賣模式,還有“下欄只佔四分一,工資四十——相當男工零頭”。女性同工不同酬的社會現象,還有一些城市中常見的景象,現在已消失了,但我們卻可透過一些文本,諸如〈人力車夫〉、〈漁人〉去瞭解昔日的本土歷史年輪,這些作品都改變了過去文本創作的概念化、美化和平面化的設計,可謂非常接地氣。

在〈賣點心的小姑娘〉一詩中:“賣點心的小姑娘,五更就起床開工。……鮮蝦餃、山竹牛肉……不停叫、不停走……”這些日常事物並非具有特別詩意的構建,卻是城市生活下的堅實寫照。如梁秉鈞在〈詩的隨想〉一文中所言:“繫鞋帶,找一個公文夾,閱報……看電影……切實寫出在這個現代環境中的人的感受,詩人一旦能闖出舊觀念的範限,就會發覺無事不可以入詩。”(見《書與城市》)

除了人物外,不少城市取景,基本上已取代了過去常用的,將著名風景進入文本之中的手法。尤其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一般會以媽祖閣、大三巴,以及不同的教堂等,作為觀察的視點,而在《紅豆》中,作品的內容已大量進入城市本身的日常生活中,如滌非的〈坐三輪車於我來說〉:“可我向也不喜歡來搭,我不是說三輪車甚麼不好的地方,只是坐著時心裡就怪不舒服。”

從語言和形式的角度,亦反映了城市的變化及其流行態勢,如縮腳詩:“忽聞‘衰’上更加‘衰’╱收入點將支數追,╱不如唔做執包袱,╱少啲‘衰’”(布衣者〈隨感三則——話‘衰’〉);打油詩:“唔知邊個講起,╱話你最夠人情味╱每逢朋友有病,╱或者窮到要死,╱最先去慰問就係你。╱細心安慰,╱鬼咁長氣;╱……╱但係當朋友問你借錢,╱當堂冇曬趣味!”(棘器〈話你最有人情味〉);古新混雜型雜詩,“學文學武兩無成,╱歲月蹉跎又一春;╱幾度‘肥佬’應有悔,╱於今猶可望‘襟明’”(人役〈畢業互勉詩四首——恆心〉)等,從城市的俗語和口語的運用,可看出當年的語言文化特色。



遺憾的是,這種特色並未在往後的發展中得到應有的保護和重視,反而被視作語言的不規範及對中華文化的不尊重,而逐漸被淘汰,被改正,直至八十年代末才再見眉目,這對一個地方的文化積累甚為可惜。

二○一四年,文化局將《紅豆》再版,筆者早前為了研究,也曾收集其中一部分,但整套十四期的全貌始終緣慳一面,史料的收集實可遇而不可求。現在隨著史料的深挖,筆者期望大眾更加珍視本土文學史料的價值,日後可從這些原始資料出發,重新填補過去,尤其是民國至八十年代以前的澳門文學史空白。

澳門日報  |   鏡海  |   我讀澳門文學  |  顢頇  |   20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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