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澳門文學 喜見碩果滿園
【專訪】澳門月刊

一個地區的文學發展程度,體現著這個地區的文化水準和格調。澳門文學近三十年得到長足發展,除了民間的寫作人筆耕不輟,也有賴於政府的大力配合。回顧本地琳瑯滿目的文學活動和比賽,到一系列文學書籍的出版,不管是作為主辦者或贊助者的身份,讀者應該會發現澳門基金會(以下簡稱澳基會)總是沒有缺席的。

作為澳門的綜合性公共基金會,澳基會在推進文化建設上始終擔當著積極推動者、組織者和資助者的角色。在澳門文學的發展路上,「澳門基金會」——這個與本澳文學同步成長的機構,到底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今天,記者拜訪澳基會研究所黃麗莎處長,一同追尋澳基會支持澳門文學發展過程的歷史足跡。

積極扶持  風雨同路

關於文學獎的緣起,據黃處長介紹,澳基會於1984年成立伊始,已致力發展文教、團結社會。及後經歷重組、合併,澳基會逐步確立支持本地科技、教育、文化發展及培育未來人才的宗旨。隨著八十年代起澳門當代文學因經濟社會的快速成長、自主意識的抬頭而逐漸興盛,至九十年代,澳基會遂積極投放資源以推進文學的發展。1993年基金會與澳門筆會合辦兩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獎」徵文比賽,並於1995年與澳門日報合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至今已成功舉辦十九屆。兩項活動的創立,有助建立澳門的文學形象,也成功鼓動了一群文學愛好者搖起筆桿,讓澳門文學的創作隊伍不斷成長;青年作家的脫穎而出,為文學的長遠發展注入巨大的活力。

當然,澳門文學能夠有今天的成績,與澳門文學界,尤其澳門筆會的支持和投入密不可分。「慶幸的是澳門總有不少文學愛好者在默默耕耘、努力寫作,而且這個隊伍還日益壯大」。這是澳門文學得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首要前提,沒有這一代一代文學人的默默堅持和貢獻,澳基會與其他機構舉辦再多的文學活動也難以成事。


除了「澳門文學獎」和「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之外,黃處長細數澳澳基會所舉辦的各項文學活動,例如五屆的「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借助傳媒的力量進行廣泛宣傳和徵稿,鼓勵世界各地的華人書寫澳門,藉此提升澳門的文化形象與地位;兩屆的「澳門中篇小說徵稿」,鼓勵澳門市民訴說小城故事;九屆的「城市文學節」,提升港澳青年品讀文學作品和創作的水準,促進兩地的文學交流……

只是不同的文學愛好者,對文學比賽都有不同的期許,黃處長強調:「得獎與否倒是其次,重要的是各位作者抱守熱情,堅持創作,這就是我們基金會舉辦這些活動的原意。」舉辦這些文學活動的初衷,正是相信每個人都能寫作,也具有感染別人的能力。只要有更多人願意執筆創作、書寫澳門,這對於澳基會而言,便是活動最可貴之處,也是澳門文學價值的所在。

除文學比賽以外,澳基會也積極與澳門或澳門以外地區的機構合作,例如與澳門大學聯合開展「文學藝術家駐校計劃」,藉著邀請各地著名的文學藝術大家進駐高等院校,銳意創造一個持久的文藝交流管道;還有與香港《明報月刊》等機構合辦華文文學講座及研討會等各種大型學術活動,皆為澳門文學創設對外交流平臺,營造濃厚的文學氛圍。「我們希望透過舉辦這些不同形式、多種面向的活動,能夠拉近文學與大眾的距離,吸引更多澳門、或澳門以外的市民喜愛澳門文學並參與其中……」


澳基會另一推動本澳文學發展的舉措便是其對文學作品出版的支援。僅以基金會策劃出版的書籍而言,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推出了一系列的「澳門文學叢書」、澳門散文選、新詩選、現代詩選、當代劇作選、短篇小說選、年度文學作品選,以及今年即將推出的新一輯「澳門文學叢書」等書籍,讓不同地區的讀者能一窺澳門文學的真面貌。

澳門需要文學,然而本土文學要得到長足發展,必先立足本土,將本土化敘事提升至書寫人類的共同思想與情感,這樣的作品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跨越時空之囿而廣為流傳。正如黃處長引述吳志良主席的話:「本澳不乏有水平的文學作品,因此,澳基會在未來的出版方向上,會更鼓勵本土作者走出去,讓更多澳門以外的讀者認識本地文壇的力量。而我們與中國內地的作家出版社將攜手推出的‘澳門文學叢書’,其意義正正在於此。」

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文學的發展,這對澳門的文化人、文學人而言任重道遠。對此,澳基會樂於參與其中,希望將來能繼續與澳門文壇一同推動澳門文學踏上新的里程,為澳門、為文學界做點事,為這城市創作更多的文學作品。

除了澳基會等政府機構提供的外力支援外,澳門文學發展的路上,更重要的是還有一群寫作人在默默耕耘,孜孜以求。記者特意走訪澳門文壇其中三位著名學者和作家,分別是李觀鼎教授(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澳門日報副總編)和穆欣欣女士(著名作家),與讀者一同分享他們對澳門文學發展、澳基會與澳門文學的關係的想法和見解。

用心培育  成果豐碩

作為澳門文學批評界、文學界甚具代表性的學者,且為歷屆「澳門文學獎」總評委的李觀鼎教授,一路見證了澳門文學的發展。他認為,總體來說,澳門文學生態環境是很不錯的,澳門的作家儘管都是業餘的,但他們佔澳門人口比例不低,創作自由度很高,彼此尊重,相互交流,所以佳作常見。

澳門作家出於對文學的喜愛、對精神方面自我滿足的追求,願意投入艱苦、孤獨的創作活動中。這一屆「澳門文學獎」散文組冠軍寫了一篇《二百八十天》,描寫自己懷孕期間的點點滴滴,完全是真情流露,說明澳門的作者不是為了名利,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所以說澳門的文學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沒有了文學,澳門就不再是一個詩意蕩漾的小城了。」李教授如是說。

當然,澳門文學的一路成長也存在一些問題,現今物質社會,人們的價值觀改變,人欲橫流常讓心靈忘了本真,而澳門文學這種城市文學,並沒有與城市的嬗變緊密聯繫,導致很多作品的深度和典型性不夠,深刻的社會根源未被開掘。因此,李教授寄語年青人在創作時需多讀經典,經典作品是經過歷史的淘汰、沈澱篩選出來的,譬如寫戲劇作品必讀《莎士比亞》一樣。


提及澳門文學的過去和現狀,李教授表示澳門文學的自覺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1987年,他與李成俊、李鵬翥、陶里等共同商量成立澳門筆會,「筆會的成立,成為了本澳文學發展、澳門文學形象逐步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至九十年代,活躍文壇的還有如林玉鳳、馮傾城、謝小冰、黃文輝等青年作家。1993年春始,澳基會負責人主動向澳門筆會提出聯合舉辦「澳門文學奬」的建議,幾個月後,第一屆「澳門文學奬」在小城隆重舉行。自此兩年一度的活動綿延二十年至今,一批新生力量如鄒家禮、梁淑琪、呂志鵬、黃春年、盧傑樺、梅仲明、鄭國偉、禤廣瑜、袁紹珊等相繼崛起,如今已成為澳門文壇的中堅力量。文學獎的連續舉辦,既鼓勵、激發了文壇前輩的創作熱情,更發掘、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

回歸前,澳基會力邀李鵬翥、陶裡、湯梅笑等與中國文聯出版社的專家組成編委會,選編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古體詩詞、掌故和文學評論在內的共二十部澳門作家的著作,編成一套「澳門文學叢書」正式出版,適時總結那段歷史時期澳門作家的創作成績,反映當時澳門文學的總體風貌。2012年,澳基會與作家出版社合作,籌劃推出新的「澳門文學叢書」,預計首批二十二部作品將於今年推出,這為作家們提供了回顧自己創作成績的機會;對澳門文學而言,叢書正為回歸十五年來本澳文學創作成果作一總結。

就澳基會與澳門文學的這種關係,李教授認為「澳門基金會對澳門文學的推動是有步驟的、有眼光的,對澳門文學的支持是一貫性的、持久性的」。基金會在澳門文學發展的關鍵時期給予了有力而持續的推動,合理利用社會資源,積極支持和舉辦文學活動,主動邀約作家出版作品,這一切對於澳門文學建設的意義都非同一般。

對於未來澳門文學的發展方向,他期望澳門的文學界能建立機制,加強對外交流,如中國作家協會、澳門筆會等機構近來舉辦短期「作家研修班」,獲得澳基會的支持,邀請內地一流作家、評論家從理論到實踐為澳門文學把脈。這些交流機會將有助刺激更多富有深度的優秀作品出現,這也是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個方向。相信這也是澳基會所期盼的。

鼓勵書寫澳門 培養寫作人才

在廖子馨女士的眼裡,澳門是一個充滿溫情、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澳門文學是細水長流的,小城生活節奏培養出來的作家不愛你爭我奪,只愛靜心寫作,一切都是「潤物細無聲」,這就是澳門的「寫作人」與別不同之處。

回看澳基會與澳門日報、澳門筆會等機構合辦的文學比賽,如自九十年代推出的「澳門文學獎」已屆二十年了,培養的人才眾多,很多成熟作家都曾參加文學獎,成名後還積極參加比賽。「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舉辦至今已經十九屆,獲獎作者的水準雖還沒上升到文學創作的水準,更像是作文,但也鼓勵了一些得獎的年青人繼續創作,繼而投身文學獎作者之列。「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初時參賽者大都來自內地,這些內地作家以旁觀者的眼光看澳門,感受自然與澳門作家的不一樣;這一兩屆多了本澳作家參與,生於斯、長於斯,以常年生活澳門的體驗,從感性的角度書寫澳門,自然貼近澳門本土元素。廖女士評價說,「無論是對中學生還是市民,澳門基金會在文學推廣、促進澳門文學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實質性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至於澳門的文學水平,她認為「一個城市的文學水準,是看中篇、長篇的小說」。澳門早期沒有純散文的雜誌,《澳門日報·鏡海版》只有豆腐塊大,而且一星期只有一期,難以顯示一個城市的文學水平,唯有中、長篇小說才能忠實反映。例如,澳門筆會和基金會合辦三年一次的「中篇小說徵稿」已經歷三屆七個年頭,來自兩岸四地的專家評審們也一致認為澳門作者的參賽水平不錯。對於只有五十多萬人口的澳門而言,有一群本地人願意投身文學創作,書寫五萬至十二萬字之間的澳門故事,已經很不容易,如此成績自是值得讚賞了。得獎的小說均會結集出版,至今已出版十三部,其中四部已拍成電影。可見上述這些文學活動的舉辦,皆為本澳文學的茁壯成長提供了養分。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澳門小說作家的隊伍不斷壯大,一些年青小說家有機會推出個人作品集,一些「澳門文學獎」獲獎新秀也有機會結集出書,形成作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綜觀澳門本土的文學出版市場,有不少書刊得到澳基會等官方機構的資助撥款支持,讓本澳的文學出版能在較少經濟壓力、可以在不太計較銷量的情況下堅持出版方針。

另外,本土文學作品也常被發掘,改編為劇本演出。例如本澳作家鄒家禮曾出版多部作品或合集,其中《月黑風高》先於2006年被改編成舞臺劇在澳門文化中心公演兩場,並於2011年再被改編成小劇場作品。另一位是首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冠軍梁淑琪,她的獲獎小說被改編為曾志偉監製的電影《澳門街》其中一段,及後還連續兩屆在澳門中篇小說中獲獎。第三位是本屆「澳門文學獎」戲劇組的冠軍得主葉玉君,才二十來歲,得獎作品將於明年藝術節以話劇形式搬上舞臺。除此以外,澳門筆會將於本年11月與中國作協合辦的「澳門文學研討會」,重點研討澳門小說,目前已收集逾百部作品。從質和量而言,均說明瞭澳門的文學作品自有優勝之處。

她坦言,澳門作家多在工餘時間從事創作,難得的是他們能保留文學本質,作品沒有被炒作、功利化,也不會過度包裝或偏離本性。在澳門寫出精彩小說的作家為數不少且日益增加,不同年齡層的作家都在努力累積好的作品,但願日後澳門小說可以進一步向外推廣,把更多的澳門故事向更多讀者呈現,尤其是內地的讀者,以加深他們對澳門文學的瞭解。「文學只能靠自己,你要是熱愛,就堅持創作吧!」她殷切的寄語始終縈繞在記者耳邊。

推廣澳門文學 出版源源不絕

作為與京、澳兩地有著不解情緣的著名作家,穆欣欣女士經歷回歸前後的變化,她認為澳門文學在回歸以前較注重在這片土地上自給自足,寫作人更多是「我寫我快樂」,對於何謂「澳門文學」,澳門文學何去何從、發展走向這類問題,未有足夠的關注和思考。臨近回歸,澳門成了世界的焦點,和華文文學界、尤其內地文學界的交流增多,關於「澳門文學」的話題自然浮出水面,促使澳門寫作人在「澳門文學」問題上有所思考,看到自己與眾不同之處。比如在回歸前的三幾年,澳門一些戲劇、小說等文學作品觸及「身份」問題,像廖子馨的小說《奧戈》,主人公奧戈是土生葡人,這是文學作品裡一個獨特的形象;奧戈關於自己「身份」的疑問、尋親的情節線索,構成了這作品在華文文學裡的獨特性,也帶有文學的普遍性,這是「尋根」文學的一種,其字裡行間帶有一種鄉愁,這與作者自身的華僑經歷息息相關。澳門的移民人口佔的比例不小,本地寫作群體中也有不少外來移民,穆欣欣本人也是其中一員,「這或多或少決定了澳門文學天然地帶有「尋根」、「鄉愁」的色彩,契合澳門這片土地脫離母體日久的狀況,比如聞一多《七子之歌》把澳門的離愁別緒寫得酣暢淋灕,澳門文學的核心精神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


回歸後澳門社會的發展一日千里,隨之而來的是往日的寧謐和溫情逐漸被打破,澳門的寫作人敏感地捕捉到這個變化,更多文學作品有了較回歸前更開闊的主題和視野。比如鄧曉炯的小說《浮城》,即用三個篇章分別寫澳門的過去、現在、未來。寫澳門的過去,實際是用以和今天的澳門相對照。對往昔歲月的溫情回憶,更多見於澳門的散文創作,從中可見澳門人對今天澳門變化的態度。因此,寫澳門的變化,是回歸後澳門文學的一大特點。其次是寫作隊伍的壯大。回歸前作家們更多是在報紙副刊裡發表作品,當中的年青寫作人在回歸這十多年裡日趨成熟,同時有更多的「八零後」加入寫作群體,他們有自己發表作品的管道——網絡,其傳播速度及影響範圍較平面媒體更快更廣。此外,回歸後澳門作家不再囿於澳門,其作品可見於台灣、內地,這些都證明回歸後的澳門文學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可以走得更遠了。

對於澳基會,她相信澳基會一直都是澳門文學發展強而有力的後盾。回歸前,澳基會已經開始著手澳門文學出版方面的系統工作。按照文學體裁的分類,分別出版《澳門短篇小說選》、《澳門散文選》、《澳門新詩選》、《澳門當代戲劇作品選》等,還和內地文聯出版社推出「澳門文學叢書」,應當說這是澳門作家首次在內地集體亮相,引起不少反響,一改不少人心目中「澳門沒有文學的形象」,這是用文學作品來為澳門的形象作正面宣傳。值得高興的是,澳基會一直沒有停止支持澳門文學的推廣,近期「澳門文學叢書」將與內地的作家出版社、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出版,以澳門老中青三代作家的陣容和讀者見面,用作品向關心澳門文學發展的朋友展示回歸以後澳門文學的水準。這些都說明澳基會不會因為一時或一事來做文學出版的門面工夫,而是二十年如一日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澳門文學向前,令人感動。譬如支持舉辦了十屆的澳門文學獎,也是澳基會在這方面工作的一個很好的說明註腳。

展望未來,穆欣欣表示,希望澳基會能夠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推動澳門文學發展,為澳門寫作人提供展示自己創作的平臺。她也希望在如此大規模出版澳門文學作品的同時,宣傳和行銷雙管齊下,借內地專業出版社的力量,讓更多的內地讀者認識澳門文學,讓內地的文學研究者、評論家為澳門文學把脈,使澳門文學更健康地發展,如果此間能夠打造出幾本暢銷的作品,當然更令人興奮了。


資料來源:《澳門月刊》 2014年7月號 總第210號 p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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